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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陈栢青书评】我们还没走出塔斯基吉

来源:V与生活 2020-06-13 21:42:02
【陈栢青书评】我们还没走出塔斯基吉

我们还没走出塔斯基吉 ──《髒血:塔斯基吉梅毒实验》(声音版)

我们还没走出塔斯基吉 ──《髒血:塔斯基吉梅毒实验》(声音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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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髒血:塔斯基吉梅毒实验》(Bad Blood: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),James H. Jones着,群学出版。

如果「故事」能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事件,那幺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」(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)至少有两个故事可以说,一者是「菜鸟锲而不捨追查真相」、「面对阴影或险阻」,在阴谋论、各个公部门轮番吃闭门羹、被挂上的电话、暗巷里车头灯啣尾追来,套用好莱坞电影《永不妥协》、《惊爆内幕》……故事会从结局往前叙述,60年代的某一天,性病研究员布吞在诊所吃午餐时偶然听到职员聊到塔斯基吉实验,从而展开不间断的追索,在向上级陈述无效后,他辞去公卫署工作,就读法学院,在媒体协助之下,随着听证会和诉讼展开,更多人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,塔斯基吉实验终于关闭,而政府要迟至1997年才正式道歉……。

另一个故事的说法,可以暂名为「丽弗丝小姐的家人们」,丽弗丝小姐( EuniceRivers)是黑人,他开「闪亮亮,有政府标誌的旅行车」接送黑人同胞们,他带他们去医院,他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,丽弗丝小姐希望他们参与某项「政府计画」,丽弗丝小姐要求他们授权代为处理死后的尸体……参与实验的黑人说,丽弗丝小姐是我们的好邻居。是正经的好人儿。他协助我们「治疗髒血」,他们不知道的是,塔斯基吉实验无关治疗,而恰是以「不治疗为前提」,进行「梅毒对人体会造成什幺影响」的长期观测。丽弗丝小姐是政府聘僱的护理师,他因为服务实验中受试者获颁全国性的贡献奖项,「我不是为了荣誉才做的,这一切,都是人道的缘故。」丽弗丝小姐说道。那便是一个「善意通往地狱之路」、《为爱朗读》或者汉娜‧鄂兰所谓「平庸的邪恶」的故事,塔斯基吉实验里有众多「丽弗丝小姐们」,无论是拟定实验计画的策划团队与公卫署官员、从旁协助乡镇与地方医生、州政府,他们心怀善念,他们战战兢兢,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完善被交付的责任,他们是为人类或这个自由与星条旗飘扬之国做出伟大贡献,却恰恰「成为巨大残酷机器里的一个效率良好的齿轮」。

道德的暧昧性

于是便有了第3个故事。那是到今天仍进行中的故事,事实是,至1990年,《纽约时报》编辑指出,仍有高达35%的黑人教友相信「爱滋病是美国政府试图毁灭黑人的计画」。这句陈述所引起的不是句号,而是惊叹号,或是问号,「这怎幺可能?」、「怎会有人这样想!」,但如果你也如我一般惊讶,那真正无知的,其实是我,James H. Jones的着作《髒血:塔斯基吉梅毒实验》(Bad Blood: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)不只揭露骇人的实验全貌,不只是要我们看「恐怖的家庭医学」,掀开一页「黑暗医疗史」,他试图回答的,是关于恐惧的连锁,或者,「吾国人民的深层病灶」,他是在探底了,正触碰一搏一搏打出髒血的人类底黑暗之心。

如何描述「塔斯基吉实验」?根据某广播节目主持人所归纳:塔斯基吉实验是「把人类当成实验动物,研究梅毒多久杀死一个人。」或者这则陈述过于耸动,但也相差不远,塔斯基吉实验乃指,1932年至1972年之间,「美国公共卫生署于阿拉巴马州梅肯郡首府塔斯基吉与其邻近地点,对黑人进行梅毒不加治疗之效应的研究」,根据统计,共399位感染梅毒之病患加入实验,他们全都是黑人,所有人都已处于疾病末期。而在1974年政府确认发放赔偿金时,实验生还者已不到120名,多数人早因梅毒併发症丧生,这还不包括因此罹病的患者家属以及垂直感染生下的梅毒婴儿。「人体白老鼠」、「白人的种族清洗政策」、「政府支持下公然的道德败坏」……二次大战后,再没有一桩比这更令媒体关注的医学事件了,这是真真正正发生的「美国恐怖故事」。

如果此刻我们搜寻网路,在内容农场或是八卦网站那些标题是「世界10大恐怖实验」、「战慄人类史」的文章下,必然会发现塔斯基吉实验之描述。我看到好几则叙述是指此实验是「政府对黑人施打梅毒病毒好进行观察」,设若如此──像电影里演出总有几个形象刻板的坏蛋想要毁灭世界,并想出某种乖违人性之手法──那一切反而容易理解,毕竟这其中的邪恶过于鲜明。但塔斯基吉实验让人恐惧的关键却是在于,围绕着实验所散发的黑暗,是雾一般发散的,不是那幺硬,你可以明确感觉到它的恶意,跟着咬起牙,接着却不是很能肯定,自己在害怕,或质疑的是什幺。

1950年带初期,年度召集中的血液测试,医师与身分不明的受试者。(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管局),照片出自《髒血》。

我注意到《髒血》一书的感谢名单中,作者特别感谢了丽弗丝护理师,除了因为他协助釐清实验之外,作者提到「他增加我对道德暧昧的包容」。我想「道德的暧昧性」正是塔斯基吉实验让我们在精神和身体上感到惧怕的原因,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判準,如何去归纳?塔斯基吉实验挑战了我们对于道德的认知。那里的善恶是更为迂迴的,我们该如何抓出其界线呢?诸如是不直接加害,但「不对实验对象进行治疗」该被打入地狱的第几层?仅仅是消极性的「凝视」、「旁观他人之痛苦」并予以记录,这要如何定夺其罪恶?这计画前身由克拉克医生主持,克拉克医生决定在实验设定之期限后关闭计画。但接任者却觉得实验的结果值得长期观察。那幺,如何决定责任归属?更往上追,为什幺上自国家公共卫生单位,下到地方医生,在实验进行中竟没有人喊停,他们于岗位上尽忠职守,他们怀抱热情与善意,但在诊所百叶窗后头或诊疗床上,「医生,我是不是,正在坏毁?」,那时,这些「丽弗丝小姐们」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问题?或者,有人代为辩解,实验启动于1930年代,那时候治疗梅毒使用水银和砷化合物,疗程所需往往超过一年,且药物对诸多病人有致命反应,所以对「病人之潜在伤害多于治疗利益」,是以在研究与不施救之间,Z>B,利大于弊,指责「不对实验对象进行治疗」其实是「将后来的医疗标準套用到1932年上」,则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反驳?

权力的技术

全书多的是这样的伦理议题和道德争议。《髒血》是用问题去逼出问题,仔细拆解一个乍看结束的实验,去寻找它各部分的动力源,又是如何彼此紧密箝合互相驱动。而另一个必须要看的是,《髒血》在实验之外暴露另一个实验。在医学实验细节之外,它暴露了如何操作「权力」。实验中甚至无需动用监禁或任何命令,作者重建实验的技术,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技术。这权力不只是公权力,更是知识的、阶级的、经济的……

所有参与实验者都是黑人,贫穷、教育落后。「他们一贫如洗、大字不识,全然凭仁慈的公卫署摆布」,而实验单位以种种隐瞒、巧妙的转嫁、偷换概念吸引他们投入,诸如在实验前身「梅毒控制计画」中,为何那幺多黑人前仆后继自愿投入?《髒血》还原这个大实验室如何让针头刺入每一具身体的精微步骤,首先要「拉拢地方领袖」,然后「使用校舍和教堂作为临时诊所」,并以「牧师与老师为先锋」,一者是知识殿堂,一者是信仰中心,皆透露出崇高与正当性,他们甚至不需要强迫,人们已经蜂拥而来。

此外,检验单位混淆了概念,他们宣布替黑人检查「髒血」,在那个年代,「髒血」一词包含更多疾病,从皮肤病到气虚体弱,人们都以为自己身上带有髒血。「人们期待治癒髒血,就可以治癒头痛、消化不良、癞皮症、不孕、各种疮……」,而「梅毒」不过是「髒血」引起的一部分疾病。这也产生一种弔诡,「梅毒」经过这一转化,被剥除性病的标籤,因为它也是髒血的一部分。在梅毒控制计画中「共612个家庭,也就是全部的受试者中,没有一个说法和性行为连结在一起」,而这样的手法被延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中,我以为这是更为致命的,人们如果不知道传染方式,便会持续传染。而母亲也会生下梅毒之子。

1933年脊椎抽液检验,医师、护理师,与身分不明受试者(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管局),照片出自《髒血》。

实验单位动用话术,如以「你将获得特别治疗」、「这是你得到免费特别治疗的最后机会」告知受测验者,让他们以为是「进行脊椎注射」,却是抽取脊椎液好进行检测,赠送补血剂和阿斯匹林给他们,其实只有止痛功效,但在盘尼西林证实可以对抗梅毒后,却将他们赶出诊所,「你不应该进行医疗」……。

话术。巧妙的欺瞒。不是「我说了谎」,而仅仅是,「我没说什幺」,或者「换句话说」。并非「我对你做什幺」,而是「我没有对你做什幺」,是把一个「不该发生的事情,变成『没有挽救的故事』」…… 。

所以,我们要对抗的,是怎样的怪物?

所以,我们要对抗的,是怎样的自已?

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终止了。但它真的结束了吗?《髒血》一书早在1981年便于美国出版,巧的是,在同一年,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宣称洛杉矶爆发了一种「异常的、神祕的血液疾病」,那是爱滋年代的开端。如今台湾出版了《髒血》的增订版,而它的最后一章,并不是以「正义得以伸张」之句号作为结束,是书反而追蹤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在爱滋时代的幽魂」,那正是上述第三个故事,为什幺依然有大量人们相信「爱滋病是美国政府试图毁灭黑人的计画」?但当你理解塔斯基吉梅毒实验,当你知道一个族群经历过「奴隶制、佃农、服劳役、处私刑、褫夺公权、居住隔离和就业歧视」,那你便能明白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的是,「美国黑人对待爱滋的态度来自历史建构。科学和医学理论不是形塑黑人如何看待此项骇人疾病的唯一元素:社会、政治、宗教和道德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感知和理解。」

而塔斯基吉实验的幽魂仍在文明地平线上徘徊。诚如《非裔美国人报》所提:「600位(及全部)受试者皆为黑人,能说这与种族无关?」《髒血》对「种族医学」如何建立有深入的追蹤,它提及19世纪医生着迷研究「黑人与众不同之处」,并将差异理解为次等,这派人以为黑人更容易染病,具有生理劣势,他们相信黑人比白人更容易性冲动,也更滥交,而梅毒便是他们心目中黑人的天谴。可这样一套论述可笑吗?在爱滋病爆发后的美国,甚至是此刻我们的岛上,多的是这样的思考,请把上述黑人替换为同性恋,把梅毒换成爱滋病,「同性恋更容易性冲动」、「同性恋更滥交」、「同性恋更容易得到爱滋病」、「爱滋是同性恋的天谴、是报应」,事实是,我们还没走出塔斯基吉,它多容易重新启动,也许就在这里,在此刻。

本文作者─陈栢青

1983年台中生。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毕业。曾获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、中国时报文学奖、联合报文学奖、林荣三文学奖、台湾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作品曾入选《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:中英对照台湾文学选集》、《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》,并多次入选《九歌年度散文选》。获《联合文学》杂誌誉为「台湾四十岁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说家」。曾以笔名叶覆鹿出版小说《小城市》,以此获九歌两百万文学奖荣誉奖、第三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奖。另着有散文集《Mr. Adult 大人先生》(宝瓶文化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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